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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宿命:源于治制,始于治制。
时间:2020-05-30
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初定天下。他和大臣们讨论成立一个怎样的政治制度时,一干大臣们主张实行分封制,让秦始皇立诸子为王。李斯则出来说,这万万不行,周文王周武王所封的同姓王很多啊,一开始是关系很近,亲兄弟们,可是慢慢地关系越来越疏远,互相攻伐就像仇人一样,周天子也根本就禁止不了。所以不如实行郡县制。
 
李斯的这番话,我开始听到的时候,非常赞同,但随着年纪的增长,我越发觉得这话是有问题的。问题就出现在,他不相信绝大部分人的人性,只相信皇帝的人性,以不相信他人人性的善良为基础建立政权。虽然我们乍一听分封诸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们的关系会慢慢疏远,但是作为一个建国的皇帝,他不相信自己世世代代的子孙,留下了一个以不信任为基础的政体,实际的结果,还没有等到血缘关系疏远,他的儿子已经杀掉了他的儿女们,秦二世篡权继位。
 
记得前几年听说过一段话,说中国自古政体是以“性善论”为基础,性善论则盼明君;而西方基督教总是讲究“人性恶”,性恶论则限制权力。这乍一听有一定道理,然而,这句话正确与否还在于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在中国,人民盼明君是存在的,可是君王却不信任人民,换一个角度,性善论的基础成了性恶论的基础;在西方基督教中,限制政府官员的权力,不相信官员,但相信的是人民,换一个角度,性恶论的基础就成了性善论的基础。且西方基督教中也有性善论的部分,中国也有性恶论的主张。
 
事实上是,在中国古代,人民从来没有权力参与讨论政体的制定。
 
秦始皇恰恰相反,他不相信他的子孙们,韩非子曾说,连老婆孩子都不能信。最希望王侯死掉的首先是他的老婆太子,因为只有这样,他的太子才继位成定局,他的老婆也成了太后,不再怕这怕那活在担心之中。说来说去,谁都不能信,只能信自己,这是怎样的一种自信和自卑呢?是不是自己就那么正确?
 
说到底,郡县制和分封制的不同在于哪里?并不是谁比谁更懂人性,也绝不是谁比谁更高明——因为人性的双面性已经注定人性中同时存在着信任和猜忌两种截然相反的品德——而是他们内心深处,一方是选择信任他人,让秦始皇信任自己的子孙;一方是选择不信任,让秦始皇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去相信。未来的路很长,下面的关系越发疏远,所以不值得信任,可是为什么不是未来的路很长,下面的关系越发疏远,越应该做一个榜样让子孙后代避免争斗呢?
 
选择郡县制,他的王朝二世而亡,為何?以不信任建成的政治架构不可能长久延续。从另一方面看,这一种对下级乃至于民众的不信任,又是对于皇权的绝对信任和忠诚。皇帝也只有在其他人没有抗衡能力的时候会有安全感,其他人一旦有了平等的权利,皇权必除之而后快。这种社会系统下的人不太可能有健全的人格。
 
在秦之后,王朝再也没有商周那种长远的王朝了。周八百年,商朝六百多年,他们的政体有一种信任在里头,因此能更加久远。他不信别人,自作聪明地搞了这一套制度,二世而死于安乐。如果他当时实行分封制,分封诸子,中央和地方有一定的制衡关系,秦朝的中央政府未必不可在相对忧患中长久存在。而中央政府的忧患,对于人民也不一定是坏事,毕竟秦朝的苛政猛于虎,猛于战乱。
 
我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是如此,猜忌不是精明,绝对的控制不一定安全。反而越是选择猜忌,越有可能崩溃,越是想要控制,越有可能失去。信任和平等才能让心灵安宁。
 
谈政体的结构时,提到信任,显得有些浪漫主义了。但是,剥开很多外在的阴谋诡计和冠冕堂皇的话语,就会发现信任的重要性。所谓中国以人性善建国,是不切实际的,中国向来不是以人性善建国,而是以绝对的人性恶来构建政体,不平等,谈不上信任,谈不上善良。我们看到的权力制衡,很多人说是害怕权力作恶,又说政府是必要的恶,这只是一方面,从另一方面讲,这是对于专业的信任,对于民众选择能力的信任,是对于新闻的信任,并且,不相信林肯是万能的,绝非是对于林肯的不信任,林肯首先没有这样妄自尊大的自信。反倒是元首希特勒,他的自信心爆表,甚至超越了中国古代的皇帝们。
 
光绪皇帝在位十几年,他的“政绩”大家基本都熟悉,但他死后的谥号是: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
 
太英明神武了,但是,我不信。别说我不信,光绪皇帝,你这么英明,你自己信吗?
 
没有相互的信任,就只剩下服从的仰望的崇拜。没听说过因怀疑而支持的,但在有些时局之下,人会失去怀疑的权力,甚至失去表达信任的权力。
 
林肯甚至都不能算计解放黑奴后,黑奴会以怎样的方式在美国的土地上,但他去做他认为对的事情,把其他的交给未来的人们,后继的马丁路德金、奥巴马们为此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华盛顿也未曾算计联邦成立乃至于他卸任总统后,美国会走向何方,但是他以信任和真诚给后来人做了榜样。
 
胡亥是一个皇二代。皇二代,就是官二代和富二代合体的一种生物。要说秦始皇嬴政不喜欢他吧,干嘛走到哪儿都将他带在身边?要说喜欢他吧,为何临死不明白将皇位传给他?答案是喜欢,爱死了。但嬴政毕竟是大牛人雄猜之主,理智告诉他,这个儿子不成器。后世传说,秦始皇在世的时候,有人挖出一块石碑,上写着“亡秦者胡”。于是派蒙恬帅大军北击匈奴,没想到,亡秦的,是自家儿子胡亥。当然,这是后人的调侃,当不得真。
 
但是,秦朝的江山,还真是亡在二世手里。秦朝的暴政,就像张满的劲弓,非得有大力者才能多撑几日,一旦换了一个软囊子,也就完了。但是,软蛋混蛋,总是会有的。帝王之家,盛产这些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秦二世胡亥,不过是个替罪羊。
 
只是这只羊,实在像狼,一个不谙世事的狼崽子。他爹带着他,大概就是老人爱少子的毛病,图个乐,一点也没教给他整人治人的权术,胡亥除了一点狠劲像他爹,别的什么一点都不像。这点狠劲,也只冲自家人去了,把自家兄弟姐妹几乎杀光。从帝制的道理上讲,也对,因为只要废除了长子继承制,继位的皇帝最大的威胁,就是自己家兄弟。
 
胡亥继位之初,有两个帮手,他完全不懂两个重臣无论如何要比一个强,眼睁睁看着李斯被搞掉,自家沦为阉人赵高的玩物。长在深宫,泡在女人堆里的皇二代,除了玩女人,被假男人玩,还能有什么好的命运呢?攒家业难,败家都很容易
 
秦国统一六国之后,秦王嬴政自称始皇帝,在国家管理的问题上,秦始皇听取了李斯的意见,实行郡县制,而不是分封制。面对秦始皇的决定,天下许多儒生表示了反对,他们认为祖宗制度不可改。那么,郡县制真的不好吗?分封制一定合理吗?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
 
秦朝建立之后,对是否实行分封制也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讨论。而秦始皇鉴于周王朝的天下大乱,民不聊生,选择了实行郡县制。
 
面对一个新兴的王朝,秦始皇只能选择郡县制,一方面是新王朝的成立属于开天辟地,没有任何参照物,唯一的历史镜子就是周代的春秋战国两个时期。
 
另一方面是打天下不易,刚刚统一天下,然后实行分封制,如果又如春秋战国时代一样天下大乱,这是秦始皇不想看到的。
 
而秦朝的短命,不是郡县制出现了问题,而是统治者的政策措施存在严厉,甚至残暴不仁的问题。如果说郡县制是影响秦朝短命的原因,这是不准确的说法。
 
汉高祖刘邦建立大汉王朝后,便分封了八位异姓王,同时自己的宗亲皇室也分封了王。
 
刘邦在位期间,就发生了异姓王造反的事件,这让刘邦很是头疼。公元前196年,刘邦征讨英布,进军作战时,被敌人射中一箭,返回长安后不久,箭伤复发,最终一命呜呼。
 
为此他临终时,留下遗言,非刘姓的王者,天下应该共击之。而异姓王被处理后,留下的同姓王就安分守己了?这是不见得的事。汉景帝时期,发生了七国之乱。汉武帝时期,实行推恩令,几十年后才慢慢地消除同姓王的忧患。
 
分封制,在特定时间里,它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作为诸侯王,一旦权力过大,就想着谋朝篡位。按照这一点,这对国家是不利的。
 
但是,凡事有利有弊,国家发生内乱,就间接地要求执政者加强自身统治能力的建设,如果不加强自己的能力,那国家就会灭亡了。所以,分封制有提醒执政者忧患的意识。
 
西晋的创建者是司马炎,他当上皇帝后,也大搞分封制,一下子封了27位同姓王。其中有八位实力最为强悍。
 
司马炎驾崩后,他的傻儿子司马衷继位。不久之后,八王之乱爆发,国家陷入了混乱的状态。匈奴人见晋朝内乱,马上派兵攻打西晋。于是西晋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被匈奴灭国了。
 
一般来说,对于秦始皇的贡献,首推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记得我当初学习这段历史的时候,不禁佩服秦始皇的远见卓识,教科书给出的定义大概是这样: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促进了文明的统一和人们的交流……
 
然而,如果我们更深层次地思考一下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在那样的一个时代,更具体一点儿,在秦朝之前,春秋战国或者说西周时期,人们交流的多吗?各国之间的人们做生意吗?如果人们根本就不常出国,各国之间的人们不做生意,那么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的价值何在?反过来思考,如果人们确实需要出国沟通,需要交流,需要做生意,那么,人们自己不会想办法吗?不会自己兑换货币吗?孔子的学生子贡就是个商人,各国贩卖玉器,那时候的商人是有办法处理货币和度量衡的问题的,文字不通大家也会想办法交流,活人不会让尿憋死。如此看来,社会有一个自然而然地发展趋势,人们能够自发地产生各种各样的交流方式,根本用不着一个暴君来使用杀无数人的方式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
 
用现在作比较,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清这个问题,全世界有几百种语言,加上各地方言更加无数,很多出国旅行的游客,尽管货币不同,但能够通过兑换货币,在全世界任何地方消费游玩。倘若现在出现一个暴君,要用暴力手段统一全世界,不服的人全部杀掉,然后强行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这算是贡献吗?很明显,全人类都会认为这样的人犯了反人类罪,都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抵制这样的暴行。也许有人会说,在那个时候没有“反人类罪”这样的罪行,可是尽管没有这样的罪行,天道公义却是长存的。那些把人命当命的人,我们理应尊重他们,那些把人命当成千秋功业之代价或者儿戏的人,你该如何使一个又一个流淌着血液的人认为他们是给历史做了贡献的。
 
历史脱离了人就不成为历史,给历史做贡献唯一的标准就是人民的幸福,就是尊重人命。
 
退一步讲,秦始皇确实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可是文字的价值是什么呢?很明显,文字是要记录历史,文字是要让人更加明白事理,懂得思考和了解真相的,可是秦始皇统一文字是为了什么?他焚书坑儒,不让真相传播,不许讨论问题,不让人更加明白事理,那些连坐政策,让人相互监督,人人自危,这是贡献吗?
 
统一货币和度量衡是为了让人们更好的做生意的,是为了发展商业的,可是秦始皇做了什么?秦从商鞅开始就严禁秦国人民做生意,把做生意的人说成游手好闲的人,到了建立秦朝,收缴刀斧,非常严格,原来能够各国做生意的商业气息也基本消除殆尽,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却禁止做生意,这算是贡献吗?
 
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统一文字,不让传播思想,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却不许做生意经商,极度自私和无耻的人才会如此制定国策,极度无知和愚昧的人才会把这样的事情看成贡献。这是我对于他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的看法。
 
还有另外的贡献,就是这个自命的“伟人”所谓“百代都行秦政法”。我认为秦始皇开了一个很坏的头。之前的时候,我们学习的是马克思的五段论,教科书上所说的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把中国从奴隶社会过渡到了封建社会,可是真正了解更多的历史以后,秦以前才是封建社会,秦以后并非所谓的封建社会了,秦之前也根本没有奴隶,而秦朝的变革却把整个国家的人民变成了奴隶,把一个国家打造成了战争机器,其反人性反人类的手段令人发指和汗颜。
 
那么,问题来了,秦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已经说了,秦始皇开了一个很坏的头。犹记得当年秦孝公和商鞅在一起聊天儿,商鞅说:我有三策,王道、帝道、霸道……秦孝公毫不犹豫选择了霸道治国,以取天下。这是个人野心膨胀的原因,人的欲望总是无穷无尽的,在特定的时期,人民识字率相当之低,经济并没有太过发展,极度聪明的人通过一定的手段,可以把全国的人民玩弄于股掌之上,当时是有这样的土壤的。而霸道之策到了秦始皇时代,已经实现,秦始皇统一全国,废分封、行郡县,为了管理的方便,又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加强了中央集权,可是加强中央极权,意味着地方管理权限的缩小,也意味着人民自由度在地方上失去了弹性……
 
当秦始皇实现了个人野心,自称皇帝,从此,华夏之中,头脑最好用的人,其奋斗目标就成了皇帝,尤其是在乱世的时候,那些头脑发热的一个又一个不甘寂寞的野心家层出不穷,只为了登上自己的人生巅峰,执掌天下牛耳。而“安邦定国”这样的为国为民的词汇也只是挂在嘴边的收拢民心的幌子,就算这不是幌子,也只是其第二要追求的目标罢了。当然,后来的历朝历代,他没有这样的野心,没有这样的魄力,终究会被另外的人所打败,这是他没有选择的选择,后来的唐宗宋祖如果可以理解,秦始皇也是完全的开了坏头的暴君。
 
从此,那种周朝相对自由的时期,就一去不复返了,不是因为那个时期里人民不好,只是因为一旦打开了个人野心的大门,而人民的知识素养并没有普遍高到和那些野心家一个层次……也许,从秦朝开始,中国想要改变既定的国家组织模式,没有全球化的经济发展,就注定不会有大的进步了。
 
这就是中国的宿命。其实,对于西方来说,没有大航海时代的开启,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配套发展在欧洲也绝不可能出现,大航海玩儿出了普通人的梦想,因为梦想,智商急速发展,当有梦想的聪明人越来越多,商业发展,人们也要寻求更多自由的时候,人民自然要配套起来政治权利。东西方,从宏观的时空角度来讲,其实都无法自救,不管那些决定论的鼓吹者们如何如何讲述因素、哲学因素等等,那都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评价秦始皇的统一,还要看它给人民到底带来了什么。是和平吗?否,是死亡。是幸福吗?否,是灾难。秦对列国发动的战争,死人无数。那时还发明了以斩敌首级计战功的办法,造成将士滥杀成风,大军所过,妇孺百姓的头颅也被一齐割下凑数。据正史记载,至秦襄公五十一年,秦杀敌人数就达130余万,其中长平战役一次便活埋赵国降卒45万,这在当年也属骇人听闻。秦统一后,人民并没有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赢政好大喜功、穷奢极欲、横征暴敛,他为自己营建连绵百里的豪华宫苑——阿房宫,又历时数十年修筑工程浩大的骊山墓,仅后者就征用工匠70余万。此外,“北筑长城”用40余万人;“南戍五岭”用50余万人,还有其他数不尽的徭役,每年无偿强征不下300万人,相当于全国约两千万总人口的15%以上!如果除去老幼,则占了劳动人口的三分之一,许多地方男子不足就征女性顶替。这无疑是对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赢政蔑视儒家的王道,崇尚法家的霸道,把韩非“法、术、势”一套付诸实施,用动辄杀人的严刑峻法威慑臣民。秦律的特点是繁酷和轻罪重罚,仅死刑就有斩(如戍边失期者“法皆斩”)、戮(先施刑受辱后斩首)、车裂(俗称“五马分尸”)、枭首(悬首级示众)、弃市(在市井当众处死)、腰斩、釜烹、坑杀(活埋)、夷族(不仅夷三族,还夷九族)等十余种;肉刑(刺面、割鼻、断足、去势等)更为普遍,受刑者“不可胜数”,以致“劓鼻盈蔂(筐),断足盈车”。还有大量的劳役刑。在筑阿房宫、骊山墓乃至长城的工地上,就役使近百万刑徒,这些人大多有去无回,死在他乡。清代《房县志》记载,北方丛林里曾着一种全身长毛的“毛人”,其祖辈是逃避筑长城的劳役犯,他们见人会问:长城筑完乎?秦皇还在乎?只要回答秦皇还在,“毛人”就吓得逃入丛林。这种可怕的传说被人们世代相传,映证当年赢政确把全国变成了“赫衣塞路、囹圄成市”的恐怖的大监狱。
 
禁锢思想,专制,是秦政在中国历史上开启的最恶劣的先河。秦始皇把“五德始终说”尊为全国唯一信奉的学说,有碍于“定一尊”的其他思想则被视为异端,一律封杀。“焚书坑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公元前213年,秦王朝下令:凡秦记以外的史书,非博士所藏的“诗、书、百家语”都要烧掉,令下三十日不烧者“黥为城旦”(即刺面后服筑城劳役);此后若有再谈论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即夷族)。如此严酷的法令,顿使全国鸦雀无声,长期积累的民族遗产化为灰烬。郭沫若评论道:“书籍被焚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
 
人民的利益永远只能靠人民自己争取,无知的人总是容易被无耻的人利用,这是张维迎的“无知无耻论”,这一点,我非常赞同。可是,无耻的人终究是无耻。
 
秦始皇的“功业”建立在那么多人无知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如此膨胀的个人野心之上,看到这一点,你是否还认为他是那么伟大?注定了那么多人都成了他的掌上玩物,他是否真的那么伟大?如果你是他那个时代下的一个平民,你觉得你不会去长城脚下搬砖吗?这是非常悲哀的事情,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总是站在一个拥有一切的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并且,连这人对一无所有的人的杀戮都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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